以色列从来就不缺乏反映其经厉的现实的象征:基布兹洒得黑黑的男女社员站在正在开花的作物中间，在孤寂的哨所警戒的年轻士兵，在西墙做祷告的深色皮肤的也门犹太人，或者时问更近一些的，狂热的宗教徒占领着一座荒凉的山头，一名全身防暴装备的以色列士兵面对一个阿拉伯示威者，一名身负重伤的阿拉伯官员在病床上轻蔑地露出微笑，所有这些，每件事都体现了以色列生活中的一个方面，没有一件抓住甚或是接近事情的全体。同样，其它那些可能表现了此时或彼时以色列某些重要现实的象征，不是被夸大到了歪曲事实的程度，就是再也不能反映现实了，一九六九年果尔达·梅危升任总理，这事促成了以色列是个男女真正平等的国家的错觉。

柏拉图是鉴别外表和现实之间差刃组的最早作家之一，在不借花费重金来树立一个恰当“形象”的时代，这种差别特别重要，我们用来理解基本现实的象征必须是经过猜心挑选的，我们必须记住，单单是象征也许不能表现出本质上的细微差别，而且社会并不是由单一种族繁殖的后代组成的，以色列尽管小，但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令人迷惑的各种矛盾埋藏在这个国家的生活深处。作为一个出发点，值得一做的是考虑一下以色列的基本特点，就是这些特点形成了以色列对它遇到的挑战和危机所作出的反应，特征—此刻谈以色列性格也许还太早—构成了形成反应的熔炉。一百年前要是有人预言，这块现在成了以色列的土地可以支持一个有着富饶田野和丰盛物产的现代工业经济，马克.吐温一定会把他叫做傻瓜，马克.吐温当时见到的这块土地是块荒地，石头和砂质土，没有植被，荒凉而令人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