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实际上，在以色列，对妇女的尊敬显然不是没有例外的，如果犹太教赞美“才德的妇人”的贤慧，宗教教条对妇女的态度也表现了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轻蔑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出“妇女是必不可少的祸害”这样一种看法，“一个男人应该小心不要在两个女人、两条狗或两头猪之间走过。”犹太法典告诫说，“两个男人也不应允许一个女人、一条狗或一头猪在他们中间走过。”

在正统犹太教会堂中，妇女得坐在男人看不见的地方(男人的座位靠近约柜)，生伯在女人面前男人会胡思乱想，心不净。实际上，妇女甚至没有参加礼拜的义务，当你路过教堂时，你常常会发现妇女们站在街上，从窗口张望里面的礼拜活动，因为小小的妇女席已经坐满。很明显，极端正统派的态度并不完全左右以色列社会的行为，但是以色列男人的态度不能不受到犹太法有关妇女的根深蒂固的限制和禁令的影响，然而，在有东方背景和有欧洲背景的家庭中对妇女和性的普遍态度之间应该加以区别，虽然欧洲人中间极端正统派的犹太教徒对性的问题倾向于采取比东方犹大人更为死板和拘谨的态度，但是，总的来悦，东方犹太人倾向于采取比不严守教规的欧洲以色列人更为传统的态度。东方犹太人的家庭大部分仍然过着男人是大权在握的一家之长的生活方式，在某些阿拉伯国家(例如也门)，他们是从那些国家移居到以色列的，犹太男人习惯于有一个以上的妻子。但是，用不着举那么极端的例子来理解东方犹太人，他们大约占以色列人口的一半—何以对妇女仍然抱有某些看法，使他们难于理解为什么女人在家庭内外应受到与男人平等对待，虽然以色列出生的妇女受过教育的比率与以色列男子大致一样，但是东方国家出生的以色列妇女的文盲率高于欧洲出生的以色列妇女，受教育不够继续折磨着东方来的以色列妇女的第二代，因教育程度不够而没有被征入伍的姑娘中，有百分之八十来自东方犹太人的家庭。

虽然《圣经》咸言告诚人们要尊重妇女，可是在以色列，殴打妻子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以色列八十六万户犹太家庭巾，每年要发生五六万起殴打妻子的事件，这表明很多以色列男人认为用拳头对待自己的妻子是他们的特权，在这种背景下，参加工作的以色列母亲生活在比较缺乏同情的气氛之中，这就不足为奇了，有十三岁以下子女的以色列妇女大约一半在工作，但是她们是在不利于她们工作、更不利于从事一种事业的情况下工作的，以色列学校的上课时间是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两点，至少对小学生是这样，做工作的母亲可以把孩子放在日托中心-如果她们能找到一个空位子的话，也可以雇人照顾孩子，但是这两种办法都会使所有的妇女不想参加工作，除了工资最高的妇女。在犹太人从事开拓的最初日子里，妇女的地位有所不同，那时妇女处在与男人大致平等的地位(虽然果尔达·梅厄在其自传中绘声绘色地详细描写她刚到以色列时在基布兹的厨房里干苦活)，从那最初的时期起，以色列就不缺少英雄的妇女。改变以色列妇女的作用和地位的，如果我们能思索一下其原因的话，首先是，到巴勒斯坦来定居的人的本质，其次是犹太社会的需要。犹太人的军队，从一支游击部队，随着国家的建立，变成一支有纪律的正规军，这意味着，必须作出有关所要建立的社会的性质的根本性决定，那种同意在非生死关头派妇女去参加战斗的社会，较之一个积极反对妇女作战的社会，是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以色列在早期迫切需要增加人口，因此，不把妇女看成战士或与男子平等的人，而是看成生殖机器，这是符合这个新国家的目标的，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传统作用，刚好与这个犹太国的需要相符，据本古里安说，犹太妇女有尽量多生孩子的“神圣义务”，他写道，“任何一个犹太妇女，尽管这取决于她本人，不生最少四个健壮的孩子，就是逃避对国家的义务，就象一个士兵逃避兵役一样。”从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这种态度是无法容忍的，但是本古里安的话，阐明了以色列一部分现实，以色列生活的要求和考虑，是与其他西方世界不同的，有一个以色列幽默作家讽刺本古里安的立场说，子宫也许不是“属于祖国的”，但是以色列妇女作为妇女，必须联系国家的本形势来考虑她们自己和她们的问题，一位以色列重要女权主义者指出她是在说明总理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工作时这样说的，以色列还没有达到可以不考虑大局而单独处理妇女问题的地步。

以色列继续存在的安全问题，不仅使它不能发展成一个“正常的社会”，而且使它不能形成一个女权问题，政治不是纠正这种局面的卓有成效的领域，从鼓吹女权的候选人所取得的有限成就看来，以色列舆论潮流还没有对那些向轻视妇女的惯例发动的全面攻击作出响应，拥护女权的候选人在国会中获得的席位，至多不超过二三席。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权利，象以色列的个人权利和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一样，从属于集体所关心的头等问题，即全民的福利，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