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传统作用，在犹太教中是受到尊敬的，还反映在《圣经》的箴言中，那是一首赞美妻子的颂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作工。”(《箴言》第三十一章第十节)犹太人口的增长对以色列生存有关键性的意义，在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里，妇女作为母亲和主妇的作用，是至高无上的，为鼓励生育，以色列发给多子女的家庭补助金，(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接受家庭津贴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由于其出生率高于犹太人而成为这一政策的实际受益者)在传统家庭中，是否要再生一个孩子的决定可能不是女人一个人的事，也可能不是由她和她丈夫来决定的，一个从伊朗来的有七个孩子的以色列人说，他的兄弟有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十三岁，他说他的弟妹又怀孕了，想做人工流产，“但是我们”，意思是指这个扩大的家庭，“不想让她做”“这是上帝的意志，”他妻子加上一句。

一九七九年以前，以色列的流产法等于是提出要求就可做人工流产，由国家或各种医疗计划支付费用，可是后来，极端宗教派以色列正教党在国会要求修改这条法律，“删掉”那条无需提出医疗和心理理由就准许流产的“社会”条款，作为它继续支持贝京政府的代价。这项变动的实际效果是不让较穷的妇女做流产，因为比较富有的妇女仍然能够，就象这项法律放宽以前一样，私下找一位医生做非法流产，由于较穷的妇女也就是那些往往子女最多的妇女，加紧限制流产的傲法，打击最厉害的就是那些最穷的家庭，这些家庭有最紧迫的问题，因此也就给以色列社会带来了它急需关注的国内问题。

妇女在军队中服役，也得到保护，一般不让妇女参加战斗，但是以色列法律也规定那些以宗教理由反对服役的妇女免服兵役，一九七八年以前，以宗教理由申请免役的妇女必须经三人委员会的审查，贝京政府对以宗教为理由的要求作出让步，于一九七八年修订了这项法律，准许妇女免役，只要她们断言她们由于宗教上的原因不能服役，对于这种说法无需提出证据。一九七九年只有大约百分之五十二的适龄妇女服役，估计比前一年下降了百分之三，一九七八年，大约四分之一以上的适龄妇女得到免豁，比一九七六年(这项法律放宽以前)增加百分之七，而且据称，一九七九年又有百分之十四的妇女获准免服兵役。妇女在军队中服役两年(男子为三年)，如果没结婚或无子女—她们应服后备役，直到二十五岁，免役妇女的增多加重了男人的负担(他们在军队中服役三年，然后服后备役直到五十五岁，不管家庭地位如何，而且在后备役期间，每年必须服役四十五至六十天)。在军队中，妇女可能会受到男性上级性的压力，尽管军队基地是正式禁止性行为的，妇女也可以对侵犯她们的男人提出起诉，以色列海军司令于一九七九年被解职，这之前，他被控侵犯妇女，军事法庭对他作无罪释放的判决，法庭裁决，它相信原告(一名女军士)提出的控诉，但因为技术上的原因不能将被告定罪，之后这个司令就被解职了。

一个国会女议员使另外一个据称是侵犯了妇女的案件引起公众的注意，她指责说，这个涉及海军司令的案件，不过是武装部队中几十件侮辱女性事件中的一件，她还指责说，一个已婚并是五个子女的父亲的信教的陆军上校侮辱了他的十八岁的秘书，据这位国会议员说，他的答辩是，从一个教徒看来，他的秘书在军队中服役，就证明这个女人已经是“放荡的”了，又有什么损害可言。以色列人对处女贞操和强奸的态度，表现出一种极端主义的度，在任何传统家庭中，保持处女贞操对于未婚女子说来，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些极端的事例中，妇女在传统婚姻中，不仅必须向丈失而且要向亲友证明，她结婚时是处女，在六十年代初期库尔德族以色列夫妇的婚礼，参加婚礼的客人在婚礼完成之后被请进洞房检查床单，作为新娘贞操的证明。在强奸案中，妇女必须确证她们提出的指控以便对被控的强奸犯定罪，一旦一位妇女失去了贞操，以色列男人们就很难理解她为什么要拒绝任何一个男人的要求，“如果我说我不感兴趣，”一位以色列妇女说，“他们就对我说，我一定是个搞同性恋的女人，他们不能想象，你可能只是不喜欢他们，他们认为你有点毛病。”